房子建设期间，这里就成了民工处职工下班后的“打卡圣地”。
正式工们像对待自家宅基地一样，瞪大眼睛盯着每一块砖、每一道抹灰。哪个瓦工手艺糙了点，哪个木匠榫卯不严实，立刻就会被眼尖的工人揪出来，轻则被呵斥得面红耳赤，重则可能挨上几下不轻不重的“教育”——给自己住的房子干活还敢糊弄？
找死呢！
这种自发性的、近乎严苛的质量监督，成了工程最好的保障。
然而，欢乐与期盼之下，是冰冷而刺眼的现实鸿沟。
民工处近千名职工中，占多数的临时工（主要是周边农民转化而来的“农民工”），干着与正式工几乎相同强度的活计，拿着国家统一规定的18.5元/月微薄薪资（党建国只能在加班费和小额奖金上略作补贴）。
最让他们心寒的是，这次分房的资格，与他们无关。
即使农忙时节也咬牙坚持留下干活（这里干一天顶家里半个月），那份“安家落户”的梦想，依旧遥不可及。
“同一个车间，流一样的汗，终究还是两个世界的人。”
嗯，可以有同一个梦想！
有老临时工蹲在新建的楼角，抽着旱烟，眼神复杂地望着那些兴奋的正式工，低声嘟囔着。
阶级的烙印和现实的剥削，在崭新的红砖楼前，显得格外清晰。
党建国对此心知肚明，却也只能用“军事化管理”和“苦活累活安排”来维持表面秩序，更深层的解决之道，非一日之功。
当崭新的钥匙终于可以发放时，一个巨大的尴尬摆在党建国面前：
全处符合条件的正式工不足500人！
更让他哭笑不得的是，其中相当一部**四九城内的职工，竟然对这套“乡下”的房子兴趣缺缺！
“处长，我家在城里胡同住惯了，街坊邻居都在那儿。这分房名额…能不能让给别人？”
“党科长，我对象家是城里的，她不愿意搬这么远…再说，要是这里分了房，以后城里的分房机会是不是就没了？”
种种顾虑之下，最终只分出去187套！
看着空置的近五百套新房，党建国站在空旷的小区广场上，寒风扑面，只觉得一股深深的无力感和荒谬感涌上心头：
“费尽心力盖好了房，求着人来住？这算什么事儿？！”
他自己也没要房——南锣鼓巷那个带地下室的小院，是他的根，也是他观察四合院市井百态的窗口，不能丢。
这事儿很快传到了刘飞耳朵里。这位老搭档毫不客气地开启了持续数日的“嘲讽模式”：
“哎哟喂，咱们的‘财神爷’也有算盘打不响的时候？”
“盖房子前咋不搞个**调查？现在抓瞎了吧？哈哈！”
“要不要哥哥我帮你吆喝吆喝？**价大甩卖？”
党建国被挤兑得脸上挂不住，尤其想到当初盖房时刘飞屁都没放一个，现在倒来马后炮！
这口气不能忍！他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大手一挥：
“行啊！刘局长您这么关心职工住房，那这三室一厅的钥匙，您收好！算我代表民工处全体职工，感谢您一直以来的‘大力支持’！”
说着就把一套最大户型钥匙拍在刘飞桌上。
刘飞瞬间跳脚，像被踩了尾巴：
“开什么玩笑！党建国！我是后勤保障局的！不是你们民工处的人！
这房子我坚决不能要！”他搬出组织关系，义正言辞地拒绝了。
任凭党建国软磨硬泡，刘飞死活不松口。
党建国这次“报复性分房”，最终以失败告终。
意外的是，这件“糗事”效应：
党建国“求人住房未遂反被拒”的糗事，像长了翅膀一样，迅速在四九城各部委高层间流传开来。
那些原本对党建国年纪轻轻就立下泼天功劳、深得大长老和种苹果部长器重而隐隐有些“酸溜溜”的大领导们，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先是愕然，继而爆发出一阵轻松的大笑。
“哈哈哈！这小子！也有吃瘪的时候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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