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0年深秋的东海市，海雾像一匹浸了水的灰布，沉甸甸地压在城市上空。清晨六点，东方红纺织厂废弃的仓库区已经有了动静，拾荒者的三轮车碾过满地棉絮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，混着远处货轮的汽笛，在浓雾里晕开一片沉闷的涟漪。凌月推开水晶缘店铺的玻璃门时，门轴发出“吱呀”的呻吟，像在抱怨这过早的寒意。她把刚设计好的水晶挂坠摆在窗台上，阳光费力地穿透雾层，透过晶面在墙上投下细碎的光斑，像谁不小心在水面撒了把碎银。
电视的早新闻里正重播着原省发改委王主任贪腐案的庭审画面，记者的话筒几乎要戳进警戒线里，声嘶力竭地念着涉案金额：“人民币一千二百万元，美元八十万……其名下房产遍布京沪穗深……” 凌月伸手调小音量，目光落在窗台上的水晶上。那是她新设计的“西游”系列，每个挂坠背面都刻着极小的篆体“月”字，细得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——这是她为了防备仿冒做的防伪标识，却没想到，这习惯竟和追查那些陈年旧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“王主任倒了，刘德却没事。”明辉推门进来时，手里的《郁州早报》还带着油墨的腥香，头版照片上的刘德穿着笔挺的中山装，站在中级人民法院门口，对着镜头笑得满面红光。“你看这报道，说他‘积极配合调查，涉案款项已全部退回’，就这么‘证据不足’放出来了，把责任全推给儿子刘冀了。”
凌月拿起报纸，指尖划过刘德胸前的口袋纸巾——那是她从未见过的考究，和记忆里那个总穿着中山装、指甲缝里嵌着墨水的纺织厂厂长判若两人。“刘冀在香港的利达实业不是被查封了吗？”她记得上个月听深圳的朋友说，海关突袭了利达的仓库，查出不少问题单据。
“查封归查封，人早跑了。”明辉把报纸拍在柜台上，水晶原石镇纸震得水晶挂坠叮当作响，“我托人打听了，说是卷着最后一笔资金，往东南亚躲了。刘德这老狐狸，怕是早就给儿子铺好路了。当年东方红纺织厂改制，他把优质资产剥离到私人公司，烂摊子全留给国企，这手腕，王主任都不及他。”
窗外的广玉兰落了满地枯叶，被风卷着撞在玻璃上，像有人在外面轻轻叩门。凌月忽然想起上周去监狱接苏曼，在看守所办交接时，那位一直关心凌月和苏曼的杨副所长把凌月拉到一边，塞给她张折叠的纸条，“有看守反映，刘德刚进来时，总对着墙写‘程序’两个字，写得纸都破了，听他念叨着‘只要走程序，谁也奈何不得’。”
那时凌月没明白这话的意思，此刻看着报纸上刘德的笑容，突然打了个寒颤。她想起1984年那个雾天，刘德把装着钱的信封推给她，手指在桌面上敲出轻响：“小凌，凡事都有程序，按程序走，谁也挑不出错。”原来他所谓的“程序”，从来都是用来钻空子的工具，当年那些棉纱就是因这些“程序”消失，还有......这“证据不足”不是侥幸，是用几十年钻营的手腕，在法律的网眼里硬生生撕了道裂缝。
“叮铃铃——” 传达室的张明打来电话，他的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，“凌……凌总，楼下有人送请柬来，说是刘德先生请您和苏曼女士吃饭，还有……蒯文先生也在受邀之列。”
凌月捏着电话的手指猛地收紧，听筒边缘硌得掌心生疼。她仿佛看见刘德坐在当年东方红纺织厂的办公室里，褪色的红木办公桌却擦得能照出人影，他指尖夹着烟，烟雾在头顶盘旋，像在算计什么——就像1978年苏曼接受他日本织机尾款分赃时，他也是这样笑着，“苏曼，这是你应得额，别害怕，程序而已”。
“知道了。” 凌月挂了电话，明辉在一旁皱起眉：“这时候请吃饭，安得什么心！还是别去了。”
“不去才没好事。” 凌月把报纸上刘德的照片折起来，塞进水晶盒的夹层，“他想演戏，我们就陪他演。只是没想到，他连蒯文都请了。”她想起叶蓁蓁，那个总穿着红裙子、说喜欢蒯文诗歌的女人，自从凌月回东海后，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她问过蒯文，蒯文摇了摇头，“我的诗歌人气散了，她就撤了。”
明辉似乎看穿了凌月在想些什么，问：“要不要提醒蒯文一声？”
“不用。” 凌月望着窗外渐渐散去的雾气，“诗人的心比谁都细，他早对刘德有所戒备了。”
三日后的“锦绣楼”坐落在老城区的巷子里，青瓦飞檐下挂着红灯笼，风一吹就晃出暖黄的光晕。包间里飘着云雾茶的清香，紫砂壶里倒出的茶汤在白瓷杯里转着圈，像刘德此刻没说出口的话。他穿着件藏青色羊绒衫，袖口露出块劳力士金表，表盘上的碎钻在灯光下晃得人眼晕，手指上的翡翠戒指碰在杯沿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“苏曼，凌月，”刘德端起茶杯，杯盖刮过杯身的声音里带着刻意的温和，“我知道，这些年你们受委屈了。尤其是苏曼，母亲都未曾孝敬……”他叹了口气，眼角的皱纹堆得像团揉皱的纸，“都怪我，没有照顾好你们。”
他从皮包里掏出张泛黄的照片，推到苏曼面前：“你看这是刘冀小时候的照片，那时他才上小学五年级，手里推着的铁环，还是你叫钳工做的呢。”照片上的小男孩笑得露出两个门牙，背景是纺织厂的职工宿舍，晾衣绳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工装。
苏曼的手猛地一颤，茶水溅在米白色的裤子上，洇出个深色的圆。她盯着照片上的铁环，突然想起她刚进厂的那年夏天，刘冀哭着跑回家，说铁环被大孩子抢了，是她请钳工小赵给他重新做了个。那时的刘德还没当正厂长，总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夹克，会笑着喊她“曼丫头”，后来他们逐渐走近。可这温情像层薄冰，早在她被推进看守所的那一刻就碎了。
“刘厂长费心了。”苏曼的声音很轻，五指却在桌布下捏成了拳，“我母亲去年走了，还得谢谢你的关心。”她想起母亲临终前躺在床上，手抖得连水都喝不了，嘴里却胡乱地念叨着“曼曼，别跳海”。那时刘德派来的护工就守在床边，手里拿着进口药，却像拿着根随时能勒死母亲的绳。
刘德脸上的笑容僵了僵，很快又舒展开：“我知道你母亲的事，心里一直过意不去，我一直也在照顾她，对她我是真心的，我觉得有愧于你。”他掏出个信封，推到苏曼面前，“这是五十万，你先拿着，给你母亲迁个好坟，剩下的……你不是喜欢刺绣吗？我帮你在新城步行街找个门面，开家绣品店，也算我……赔罪。”
蒯文一直坐在角落，指尖无意识地抠着桌布上的纹路。他今天穿了件灰色西装，还是凌月那年在诗会上看到的那件，袖口已磨出了细毛。听到“赔罪”两个字，他突然笑了，笑声在安静的包间里显得格外突兀。
“刘厂长真会暗度陈仓。”蒯文抬起头，目光像淬了冰，“刘冀那次在深圳赞助诗会的事，我认为只是诗歌搭台，商务唱戏，没想到还有很深的阴谋。是你指使的吧，叶蓁蓁那时天天围着我转，说‘蒯老师的诗我好崇拜’，可每次看到凌月来时，她就会故意装温柔，有意气走凌月。”他顿了顿，看着刘德瞬间绷紧的脸，“也是我眼瞎，被诗歌与叶蓁蓁迷乱了心眼。凌月的摊位被砸离开深圳以后，叶蓁蓁就消失了，听说她去了香港。我现在才明白，这是你们父子的戏法！”
刘德的手指在茶杯上转了半圈，金表的秒针“咔哒”响了一声，像在数他的沉默。“年轻人的事，我这老头子哪懂。”他端起茶杯抿了口，喉结动了动，“不过叶蓁蓁确实托刘冀办过事，说想去香港发展，别的我不懂。”
“她是你儿子安排的吧？” 蒯文打断他，声音陡然提高，“他怕我和凌月好，更恨凌月不搭理他，就像当年在厂里的那会，他把凌月从我身边夺走。只恨我被诗歌和铜臭蒙住了眼睛，使得她离开深圳。”
听了蒯文与刘德一番对话，凌月如梦初醒，当时她只感慨世事弄人，蒯文与她已不是同一跑道的人，没想到其中还有如此多的弯弯绕绕。十几年前的记忆突然撞进凌月的脑海——那时她刚进纺织厂车间当挡纱工，车间主任陈国建总是没人前没人后地说她坏话，说她“和蒯文走得近”，后来调到仓库，又说她“不只是生活作风的问题”，现在才知道，他们都是刘德的喉舌，代表刘德的“最高意志”。同样的伎俩，一贯使用，这大概就是他的“程序”吧。
刘德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翡翠戒指在桌面上敲出急促的响：“蒯诗人说话要讲证据！我刘德在东海市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岂能容你这样污蔑？”
“证据？”凌月突然接口，声音轻得像雾，“1984年冬天，陈国建让我把三匹进口棉纱记成‘废品’，后来又发生了多次，不是你授意的吗？倒卖的钱进了谁的口袋，这算不算证据？”她看着刘德瞬间僵硬的肩膀，“还有1985年，你把日本织机的核心零件拆下来，说是‘质量问题’并拒付织机尾款，其实你是通过利达公司卖出牟利，这算不算证据？”
包间里的空气像凝固了，云雾茶的清香突然变得刺鼻。刘德的手指紧紧攥着桌布，指节泛白：“你……你胡说八道什么！”
“我是不是胡说，刘厂长心里清楚。” 凌月把刘德推过来的支票还给他，支票上的数字在灯光下泛着冷光，“1984年你给我塞信封时，也是这么说的，‘小凌，拿着钱，这是厂里的奖励’。可你忘了，那天的阳光特别好，把你办公桌上的账本照得清清楚楚，每一笔‘废品处理’后面，都有你的亲笔签名。”
刘德猛地站起来，椅子腿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线：“一派胡言！我还有事，先走了！”他抓起皮包，金表链扫过桌面，带倒了苏曼的茶杯，黑漆漆的茶水在桌布上漫开，像一滩深色的血。
走出“锦绣楼”时，秋风卷着雨丝打在脸上，冷得像冰。巷口的梧桐叶被雨水打透，重重地压在枝头，像苏曼此刻的肩膀。她突然蹲在路边的梧桐树边哭起来，肩膀抖得像片被风吹得快要折断的芦苇。“我妈到死都不知道，我不是因为‘投机倒把’进去的，而是……”她的指甲深深抠着深秋的梧桐树干，把粗糙的树皮划出青痕，“她总以为我是犯了错，在里面赎罪……哪知我是为别人顶包！后来她头脑模糊了，总说我跳海死了。”
凌月蹲下来，把外套披在她身上。外套口袋里的铁皮盒硌着肋骨，像块烧红的烙铁。这盒子是凌月和苏曼记录和收藏的□□犯罪证据。“我们去纪委。”凌月的声音硬得像礁石，“不是为了报仇，而是为了正义和所有像我们一样被欺负的人，能抬头走路。
苏曼抬起头，泪眼里映着凌月的脸，像看到了1992年她们在狱中相识的那些冬夜——两人挤在看守所的铁床上，苏曼把唯一的棉被分她一半，说“等出去了，我教你绣兰花”。那时的月光透过铁窗照进来，在她们手背上投下栏杆的影子，像道解不开的锁。
此时，凌月拉起苏曼的手，她们的手心同样冰凉，却握得紧紧的，带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，“陈国建临终前良心发现了，说出了刘德的那些事情。正义和真相总会姗姗来迟，即使有迷途的羔羊。他的证据我们也不能浪费。”
回到水晶缘公司的办公室，凌月打开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。钥匙插进锁孔时，发出“咔哒”的轻响，像打开了尘封的记忆。里面的纸片用红绳捆着，边缘被岁月泡得发毛，最上面那张是用烧焦的火柴头写的，字迹发黑发淡：“1984年冬，刘德让陈国建把三十匹进口棉纱记成‘废品’卖出，有三联单为证，存于仓库三号柜。”
下面是块带着机油的金属片，贴着张极小的纸条：“日本织机的核心零件，型号T-800，刘德说是‘正常损耗’，实则进入利达实业公司被倒卖。”这是苏曼收集的金属片，一直藏在母亲的床脚下，最近补记了这张纸条。凌月认得这样同类的金属片，当年她在仓库当管理员时，亲手登记过一批。
“还有这个。” 凌月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复印的海关对货单，上面的“进口优质棉纱”被改成了“化纤废料”，税率一下子降了七成，签名处是刘冀的潦草字迹，旁边盖着“东方红纺织厂”的公章，红得像血，“这是深圳海关的王姓科长帮我找到的，刘冀用这种手段走私了几年，每批货刘德都会从中渔利，父子狼狈为奸。”
苏曼的手指抚过那些字迹，想起1978年她偷偷抄下的账本，日本织机的尾款被瓜分的账目。那时她以为藏在枕头下就安全了，却不知道刘德早就布好了局，后来还是被他算计了，现在只剩下苏曼曾经缝在袖口里绿线组合的证据，已被凌月拍成了照片。“我还有这个。”凌月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个笔记本，纸页已经泛黄，上面用铅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，“这是当年厂里的临时工名单，刘德把他们的工资压到最低，省下来的钱都转到了他妹妹的账户上，有十七个人可以作证。”那些是陈国建临终前的手笔。
凌月看着这些证据，想起1985年陈国建摔碎的搪瓷缸。那天他喝醉了，把缸子往地上一砸，茶叶撒了一地，说“刘德就是个蛀虫，早晚我得陪着他死”。当时她以为他是发泄，现在才明白，那是仅存的一份愧疚与良心。
“我们缝进去的不是仇恨，是人性，是公道。”凌月轻声说，像在重复苏曼当年的话。她把所有证据放进档案袋，用红色封条封好，胶水在灯光下泛着亮，像道即将愈合的疤。“明天一早，我们就去纪委。”
纪委的红砖楼前，两排白杨树落满了麻雀，“叽叽喳喳”的叫声在深秋的晴空里格外响亮。凌月和苏曼站在台阶上，手里的档案袋沉甸甸的，像装着这些年的风雨。接待她们的是位谢顶的中年男人，姓赵，上次凌月来反映情况时也是他接待的，只是这次，他手指上的金戒指不见了，说话时总不自觉地搓着手心。
“赵科长，这些是我们整理的证据。”凌月把档案袋推过去，金属拉链在桌面上发出轻响。赵科长打开档案袋，抽出里面的纸片，目光在火柴头写的字迹上停了很久，喉结动了动：“这些……很多都是一二十年前的事了，人证物证还能奏齐吗？”
“我们就是人证。” 苏曼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股斩钉截铁的韧劲，“1978年的日本织机尾款，是我负责转的账，银行应该有记录。”“1984年的棉纱，我在仓库亲眼看见陈国建指使人换的标签，当时几个职工还在东海市。”凌月补充道。
“刘冀负责的走私案，深圳海关有备案，利达实业的会计已经被控制了，他应该知道刘德的分成；至于陈国建的证词，他的遗孀手里有他写的忏悔书，还有当年的仓库三联单，我们已经联系上她了。”她把手机里和陈妻的通话记录调出来，屏幕上的时间显示是前天下午三点。
赵科长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，突然站起身：“你们稍等，我去汇报一下。”他拿着档案袋走进里屋，门没关严，能听到里面传来压低的讨论声，夹杂着“王主任案”“串案”“上级督办”等字眼。
苏曼的手心沁出了汗，紧紧攥着凌月的手。凌月回握住她，指尖传来彼此的温度，像1992年那个寒冷的冬夜，两人在看守所里互相取暖。大约过了半小时，赵科长走了出来，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：“凌女士，苏女士，感谢你们提供的线索。经研究决定，我们会成立专案组，重新调查刘德涉嫌贪腐一案，请你们配合后续调查工作。”
接下来的半个月，东海市的秋天仿佛被按下了加速键，梧桐叶落了满地，空气里弥漫着桂花与旧纸张混合的气息。凌月和苏曼成了专案组的常客，她们坐在堆满卷宗的会议室里，对着泛黄的账本一点点核对数字，那些模糊的记忆在证据链的串联下逐渐清晰——1984年那批被记成“废品”的进口棉纱，最终流向了江浙一带的小作坊；1985年日本织机的核心零件，通过深圳的“水货”市场，辗转卖到了东南亚；还有那笔被贪污的织机尾款，也在王主任与利达实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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